突厥国家组织：是好戏？还是闹剧？ 原创 复旦青年 复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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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所关心，并不限于某一具体事件，更是其后的历史渊源与深层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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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第八届“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东南部的民主自由岛举办。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六国领导人宣布，将“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更名升级为“突厥国家组织”。此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突厥国家”从何而来？其合作将如何发展，又会对欧亚大陆格局产生什么影响？传统大国会做何反应？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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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志强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东经济问题、土耳其研究
复旦青年记者 赵子昂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赵子昂 报道
复旦青年记者 顾然 编辑
“突厥国家”之源
300多年前，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中东和中亚的土地，昔日不可一世的“上帝之鞭”的子孙，纷纷拜倒在斯拉夫的枪炮和哥萨克的弯刀之下。从克里米亚半岛到额尔齐斯河下游，从斯塔夫罗波尔到外高加索，无论是突厥人还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其汗国都岌岌可危，或沦陷，或将倾。历史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属于游牧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18世纪起，曾数次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奥斯曼帝国，也同样面临着俄国的威胁与西方的侵略，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支撑。作为同属突厥语族的“兄弟”，那些被侵略、被吞并汗国的政治精英们纷纷流亡到奥斯曼。他们彼此同情、惺惺相惜，痛斥入侵者的暴政，寻求复国的希望。于是，一种基于语言学分类的概念被人为地建构了出来——“泛突厥主义”，即主张以奥斯曼帝国为核心，联合起所有的突厥语民族，共同抵抗俄国与欧洲列强的侵略。
被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冲击的奥斯曼帝国，一度抓住了“泛突厥主义”这根“救命稻草”，试图用以维持自身的统治、抵御英俄的侵略。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最终崩溃，这种思想也走向了衰落。
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为巩固政权、推行世俗化改革，对“泛突厥”思想始终采取压制的措施。二战后期，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冷战时期又顺势加入了西方阵营。在美苏争霸、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国际背景下，民族冲突与民族矛盾被普遍遏制，“泛突厥主义”更加失去了市场，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然而，它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一方面，“泛突厥主义”中突厥语国家的概念留存了下来，成为一些突厥语族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这些国家的主体民族都说突厥语）。它们主要有六个，分别是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六个主体民族说突厥语族语言的国家
另一方面，19世纪以来，“泛突厥主义”思想已经在土耳其深深扎根。它虽然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制，但依然蛰伏于土耳其的社会土壤之中，伺机而动。
不过，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基于“突厥语国家”的“突厥”国家概念并不是一个科学和事实的存在，实际上，这些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毫无联系的历史，只是因现代语言学分类，经由人为概念演变而来。
“突厥语国家”的组织化
苏联解体后，悬在欧亚大陆腹地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身份认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原本的“苏联”代表队变为了“独联体”代表队，举着陌生旗帜参加方阵的运动员们眼神迷茫。同样迷茫的还有刚刚独立的、以突厥语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们：他们急于寻找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与此同时，土耳其也在国际格局的剧变中看到了新的地缘战略空间。作为“泛突厥主义”的大本营，土耳其一直自诩为突厥国家的继承人，希望以此扩张其影响力。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1992年，土耳其联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召开了首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之后又断断续续地召开了10届会议。在酝酿了十余年后，2009年，“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升格为“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即“突厥议会”。该组织每年召开峰会，逐步走向机制化，并在此框架下成立了一系列突厥语国家间的合作组织与机构（或者说“泛突厥主义组织”），包括“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突厥文化组织”“国际突厥学院”以及13个分领域的合作机制。
▲突厥语国家领导人
伴随着突厥语国家合作实践的不断深化，“泛突厥主义”思想和突厥语国家合作的观念进一步拓展，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国家的突厥认同。2023年，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了“突厥国家组织”的提议，而一心成为“突厥国家”领袖的土耳其也一直酝酿着成立更为正式的组织或联盟。
近年来，欧美大国的战略收缩或力量衰弱，带来了地区格局的重大变化。相关国家纷纷抱团取暖，以寻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