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生《古籍整理概论》有一九八二年初稿油印本。确实，清人阮元就已认为汲古阁刊本即据后来王昶所藏宋本、此书后归陆心源收藏、现藏日本静嘉堂。清人提倡朴学，认为“读书须先识字”，重视《说文》一书，一时蔚然成风。黄先生秉持清代学术的余绪，对于《说文解字》是十分重视的。他一九五零年在苏州琴川书店就购得阮元校本《说文解字》并说：“《说文》一书，有清中叶后已成显学，乾嘉诸老恒有手勘数过者。余尝于上海修文堂见孙氏小绿天旧藏孙渊如校本《说文》真迹。后见其他藏家书目著录孙校《说文》数部。”还说：“我有一部孙星衍仿宋刻《说文解字》的最初印本，书名页上打有‘每部工价纹银五两’，纹银五两几相当于当时一册南宋书棚本唐人小集的价钱。”八十年代又以重值从上海书店换得于兴吾旧藏清桂馥原刻《说文解字》一书，并介绍陕西师大所藏此刻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对于黄先生所说“第十五上第三页均特别短小便是明证”，笔者曾目验并测量《续古逸丛书》原大影印清王昶藏本此页尺寸：页半宽为十三厘米、长为十六点八厘米；正常页半宽十三厘米、长十七点五厘米，确是特别短小。当是出于眼学而非耳食，笔者曾就此请教黄先生哲嗣寿成师兄云：“先生一定目验过这几部宋本，否则不会立说。”
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出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说文解字”条四零九二款：著录宋刻三部，收藏单位分别为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残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四零九三款：清丁晏题跋本，收藏单位为北京图书馆；俱鉴定为“宋刻元修本”。由善本书目叙述体式来看，编者亦是将其四部书视为同一版刻的。可见黄先生之说已成为学术界的通说。
偶阅周祖谟先生的高足王贵元先生一九九九年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发表《说文解字版本考述》修正了其老师的见解，认为现存三个宋本（王昶藏本、丁晏题跋本、北大藏残宋本）“源于同一原本或互有传承关系是无疑的。以三本比较，黄志淳印迹本较为原始”。但不同意李致忠《宋版书叙录》认为“滕华榭”本与“孙星衍本”所据为同一宋本的观点：“今以二本对校，发现其不同处较多，所据似非同一宋本。”王先生对于黄先生所说“第十五上第三页均特别短小便是明证”没有做出回应。王文全篇也未征引黄先生之说加以辩驳。确实，即使是翻刻也并不能造成同一版片均特别短小这一版刻结果，宋元人并不会如同清人那样佞宋。阮元倡导“实事求是”。黄先生精于版本，眼学精湛，正是此说的真正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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