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了两年，当大学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李华觉得自己对将来的规划终于“清楚了很多”：他放弃了大二时做学术研究的打算，决定去业界寻找工作机会。为此，他计划离开北京申请一个硕士项目。对于学什么他不太在意，“只要内容不排斥，学校的牌子足够响就可以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思路也很清晰。在大三这一年，他会重新考一次语言成绩、努力“再提一提绩点”、找一家“再好一些的实习机构”。
可是这种“清晰”却不能让李华感到踏实。自我诘问是尖锐而痛苦的：“短短的两年，我怎么会变得只考虑就业状况和学校头衔呢？”“兜兜转转做了很多事情，按理说试错也试了不少”，但只觉得“马齿徒增”，“并没有获得一种‘拥有’的确定感”。李华肯定学校在学科教学上无愧一流，“它给予了我强大的技能去应对要应对的一切”，可是，他“不快乐”，甚至于“压抑”。“或许这不是北大的问题，换在哪里都是这样的。”
绩点背后的理性逻辑
对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来说，李华的困惑是一个熟悉的故事。刘云杉用了4年时间做了200多个学生的访谈，多为一对一的访谈。在这所中国顶级学府里，揭开漂亮的指标、体面的成功，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正面临普遍的困境：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精疲力竭。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王旭华 摄）
“在北大和清华，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名词就是‘卷’，简言之就是一种因竞争而起的精力消耗和浪费。”李华说。人人都处于经济学所说的囚徒困境中。他还记得新生入学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期待，在琳琅满目的课表里选自己有兴趣的，“在社团里做得风生水起，搞一些大事情”。但辅导员老师、学长们很快就会让大家冷却冲动，理性地聚焦到一件事上：绩点。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曾总结：“北京大学学生的学习特点——以绩点为中心，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关注绩点，关注每一门课的绩点。”
“绩点”让前途、出路这些看似还遥远的事情迅速压在刚刚从高考中脱身的孩子们身上。“不管你未来走哪一条路，绩点都是基本保障。”李华解释说，“选修双学位要看你在院系里的排名，最热门的经济学双学位或者中文双学位，没有3.6申请起来确实会比较乏力，而且要看大一的成绩。”保研首先需要被所在的院系推荐，一般来说，需要总绩点排名达到前60%。然后，还需要看接收院系的要求，这个标准在10%～40%。如果学生想去一个热门的院系，“没有3.7可能是很乏力的”。出国念书根据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要求，好学校的要求自然不会低。至于找工作，绩点是履历上最一目了然的指标。“申请实习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有互联网大厂会要求你填写成绩在百分之几的水平。据说在金融行业，绩点直接决定了你能去什么档次的公司。”
绩点的背后是高等教育功能的变化。刘云杉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那个时代，大学生身份本身即等同于精英，是国家干部。如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时代，学位不断膨胀、学历持续贬值，高等教育成了精英人才选拔的代理机制。
2016 年哈尔滨某大学举办的一场招聘会。这一年全中国有约750 万大学本科生毕业。
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大学对学生的考核标准变了。80年代，考试评分单纯依据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从1998年开始，成绩评定有了优秀率和不及格率的要求。根据2007年的规定，优秀率一般不应超过30%，不及格率一般不超过10%。这个原则意味着考试评价不仅考查对知识的掌握，更要评价学生在群体学习中的相对位置，考试演变成当下同辈之间的竞争，分数成了未来竞争的工具。
在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中，分数的厮杀自然会格外惨烈。用刘云杉的话说：“这是一个由各级各类‘状元”组成的群体。考试既是他们证成加冕的盛典，又是塑造他们心智品质、身心惯习的日常战场。身经百战的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人人出手不凡。”要获胜，只能寻找窍门，不断加码。李华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一门课程老师要求提交3000字的论文，但是有同学发现提交5000字论文能拿到更高分数，于是所有人都卷入了字数竞争。
高绩点不仅要求埋头苦学，更要求理性经营，在得失之间谨小慎微地做出选择。刘云杉在研究中分析：“学年或总评学习绩点=所学课程学分绩点之和/所学课程学分之和。所有课程参与计算，就课程对绩点的贡献来看，除了学分大小有差异之外，课程的其他特征都被夷平了。”
绩点背后的逻辑从一开始就被大学新人们熟知。李华所在的学院可以在全校所有课程中做选择。他记得入学的时候，有的同学想挑战一下自己，上“三高”（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计算概论A）或者高年级课程，“负责任的学兄学姐或者辅导员老师”就会告诉他，“这些课的难度有多大，稍有不慎会对绩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这不是“危言耸听”。在平均绩点的计算方法下，一门课所造成的“坑”要用5门甚至10门课程的绩点去填。刘云杉访谈过一名高中读文科的经济学院学生。他的数学课程绩点没有超过2，这是一门5学分的课。本科四年，他不能申请出国，不敢修双学位，只做了一件事——孜孜不倦地挣分填坑。
众多学生正在图书馆内专心备考。（图｜视觉中国）
大学里应运而生了一种课程，名约“水课”。有学生这样告诉刘云杉：“蜜桃成人网站入口要有刷绩点的课，这就是‘水课’，上课讲讲PPT，考试考考PPT……PPT就是骗骗他，跟看电影似的，看时高兴，看完就忘，能记住多少？……我现在修了100多学分，高质量的不到20个学分。”
在被绩点统治的世界里，一个学生可能很成功，但根本没成长。刘云杉访谈过一个孩子，进入大学后，发现“课堂只教很简单的语句、规则，大量的练习需要自己下去应用、搭建。我主动性差，不愿意去学新的东西；如果设计完成一个项目，需要学习一种相匹配的新语言，我觉得好烦好难。小组共同完成的大作业，我最后做个PPT，实质贡献是零，在组里我很尴尬，别人也很尴尬。后来，我就不再选这类课了，因为我也不想拖累别人”。
在大学，他完全按照高考逻辑获得了绩点上的“成功”：“我专业的实际水平可能是倒数，但绩点一定要排在前面。大三有一门必修课，平时作业抄室友的，课程考试70%都出自往年的试卷，助教可能再出20%的新题，老师再出10%的新题。我在BBS上把能找到的试题全部打印出来，追着助教一道一道问清楚；我还巧妙地将助教出的20%考题给套出来了，最后这门课竟然得了95分！裸分第二名！我自己都惊呆了，因为我真的什么都没学会。”
同样的逻辑并不只在绩点上体现。今天的大学，学生可以做学生工作、参加各种比赛、申请出国项目、实习等等，每一项都可以出现在未来的履历上，成为日后参选社会精英的资本。是否能够学到东西、是否属于自己的兴趣范畴不再是从事这些活动的唯二评价标准，它在履历上的含金量是必须要考虑的。于是，这又成了一种“卷”，为了不落后于同学，陷于被动，每个人不得不把自己的简历尽可能地填满。
图书馆内的学生（图｜视觉中国）
李华入学的时候，大一就参加实习可能还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只是正常地过暑假，到处旅游玩一玩。现在他发现，大一实习的同学比例已经高了很多，商科同学大一暑期开始实习几乎成为标配。
学生工作也被尽可能地利用起来：每年评奖学金的时候能在综合测评里加一两分，如果学术表现不太好的话，可以有靠学工经历保研的机会。另外，一些用人单位也会看重简历中的学工、社团经历。李华的一些同学在大一时对工作没有任何兴趣，在大二突然变得积极起来。“聊起来大家可能很无奈地说，‘给自己多一条路而已’。”最近，他惊讶地发现，现在大一入学的新生就会在答疑群里表现出这方面的问题意识。“比如如何选调，中央和地方哪里好，具体的门道是怎么回事都问得一清二楚。以往很多冷门的发展道路，现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大家的视野了。”
“最头部的资源太过有限，大家为了争抢这些东西就只能在原本拥挤的赛道上争来争去。”李华说，“可能以往的同学多多少少还会走一些弯路，但是新入学的同学们在前辈的耳提面命下，几乎一上来走的就是前人试出的捷径。”捷径对应的就是“攻略”。刘云杉发现，在大学里，学生们和平级同学的关系变得疏离，但和学兄学姐的关系却变得紧密。他们之间的竞争性弱，而且后者能成为“攻略”的提供者。
几乎任何东西都有“攻略”。李华在大二的时候“想去美国顶级高校念经济学博士”，他很快就了解到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首先需要自己在课业上表现得非常优秀，另外还需要再额外修读几门更高深的数学和统计课程，比如实变函数、泛函分析。此外，需要比较有力的科研背景，证明自己确实是有科研能力的，包括但不限于自己独立完成的论文、给老师打工做研究助理等等。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需要两到三封推荐信。国内教授写推荐信在海外的认可度有限，所以本科同学可以到美国交换一个学期，去选一些硬核的课程，通过出色的表现得到一封推荐信，或者大量给美国的教授发邮件‘套磁’，问问能否给他们做研究助理，换来一封推荐信。”
在这份“说明书”上，和“操作指南”同样重要的是“风险评估”——“非常劝退”。李华得知，经济学学术不是一个很大的领域，“之前有人讲过，要申请到最好的经济学博士项目，意味着你要在这一领域中，在全世界的竞争者中排到前100名”。
标尺下的世界
绩点和攻略逻辑背后充满了精明和算计，外界很容易给出评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我采访大学老师，没有一个人忍心给年轻人扣帽子。
刘云杉深知学生们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前，人们觉得中国有一批好大学，考上它们的学生都有光明的前途。去年，她去一个省招生，该省理科状元是718分，她看到考了686分的考生打算回去复读，非清华、北大不上。“这就是符号效应，如果这个符号不是足够稀缺，没有足够的荣耀、足够的市场交易能力，人们会认为这个符号是负面的标签。”
每一代孩子都背负家庭的期许，但现在的孩子背负的期许越来越沉重。从前在大学教书，刘云杉觉得自己是在和一个个学生个体打交道，但近些年，她深刻地感到，她是在和一个个家庭打交道。
有时候，处理大一大二学生的一些事务，父母甚至会亲自出面和老师交涉。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绝大多数父母对大学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用于指导孩子，现在许多孩子是‘学二代’了，父母有
